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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稳投资”热面临三难
由 Admin 周四 八月 15, 2013 3:47 pm
近期，随着中央政府对“保下限”边界的确立，各地“稳增长”政策频出。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布信息看，几乎每个省市都提出通过促进投资的快速增长来实现地方经济发展。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各地继续加快“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的铁路、公路、机场建设，做好与国家相关部门的衔接，并做好城市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储备，以便促进投资的快速增长。
其实，早在今年二季度，云南等一些省份就已开展“稳投资”的工作。按原铁道部总工程师、中华铁道建设新技术促进会会长华茂昆的估算，目前已批准建轨道交通的城市有36个，到2020年，我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不难发现，即使中央政府明确表达了“不以GDP论英雄”的态度，GDP、投资及大项目仍然是地方政府最为热衷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说，以“稳投资”的方式来“稳增长”，既是一种惯性，也是GDP竞争的必然结果。有意思的是，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潮与国家目前的宏观形势和政策走向息息相关。7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改善薄弱环节，既可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又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造福广大群众、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一次访谈时也指出，下半年要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加快实施“十二五”规划明确的重点建设任务，加强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不久前也明确表示，大力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下半年交通工作的五大重点之一。
令人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稳投资”计划的资金从何而来？对地方政府来说，当前面临三难：一是受经济减速与房地产调控深化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削减，财政收入矛盾更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财政困难的县，出现收“过头税”的苗头。二是目前地方政府备受债务问题困扰。由审计署发布的数据可以大致估算，截至2012年末，中国存量地方债约在12万亿元的水平，一些地方平台本身已负担过重；再加上监管层严控金融机构以非正规的方式向平台输血，地方政府“稳投资”的意愿虽宏大，但恐成空头支票。三是中央政府的动向。在以往，地方上的一些大项目，往往会借由中央政府的审批，从金融机构套取资金。但自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简政放权，将审批权下放后，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项目提供隐性担保，资金的筹措将更成问题。当然，虽然今年以来中国政府高层已多次重申不会推出任何全国性的刺激措施来避免经济大幅放缓，但不排斥中央提供“非官方经济刺激”来帮助重点城市提振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有消息称，上周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协议，将向后者提供2500亿元信贷，这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上海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中央政府确保全年7.5%的GDP增长目标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家国有银行与上海这样的城市签订如此巨额的贷款协议，被认为是罕见的。事实上，除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国家开发银行最近也是动作频频，在短短十几天里，就与多个省政府密集签订合作备忘录。
表面看，这或是解决地方政府“稳投资”的一种新思路。但不论如何，在宏观经济调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从土地经济向“后土地经济”时代转变，以往的那套惯性思维已完全不适合新的时期。地方政府若希望破解“稳增长”命题，就需要转换思维模式，以“后土地经济”的视角看待“稳增长”。也只有这样，“稳增长”才不至于沦为空谈。要解决最现实的“稳投资”命题，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创造适合民间投资的市场环境，稳定民间投资。说白了，就是要贯彻实施民间投资“新36条”，约束政府权力，避免行政力量对微观经济的干扰。可以相信，只要民间资本的权益能得到保障，投资项目也足够吸引人，“稳增长”就不会再成难题，这也是中央“稳增长”与“调结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交汇所在。二是要深化改革。上海市市长杨雄日前曾透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到底要政策还是要改革。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抛给上海的，更是抛给全国各地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挑战是要把经济放慢，而且放慢的同时又不出问题，并能够推动结构性改革。无论选择什么时机推进改革，改革总是有成本的，但改革与错失改革的时机相比，拖延改革的成本最大。
其实，早在今年二季度，云南等一些省份就已开展“稳投资”的工作。按原铁道部总工程师、中华铁道建设新技术促进会会长华茂昆的估算，目前已批准建轨道交通的城市有36个，到2020年，我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不难发现，即使中央政府明确表达了“不以GDP论英雄”的态度，GDP、投资及大项目仍然是地方政府最为热衷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说，以“稳投资”的方式来“稳增长”，既是一种惯性，也是GDP竞争的必然结果。有意思的是，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潮与国家目前的宏观形势和政策走向息息相关。7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改善薄弱环节，既可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又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造福广大群众、提高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一次访谈时也指出，下半年要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加快实施“十二五”规划明确的重点建设任务，加强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不久前也明确表示，大力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下半年交通工作的五大重点之一。
令人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稳投资”计划的资金从何而来？对地方政府来说，当前面临三难：一是受经济减速与房地产调控深化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削减，财政收入矛盾更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财政困难的县，出现收“过头税”的苗头。二是目前地方政府备受债务问题困扰。由审计署发布的数据可以大致估算，截至2012年末，中国存量地方债约在12万亿元的水平，一些地方平台本身已负担过重；再加上监管层严控金融机构以非正规的方式向平台输血，地方政府“稳投资”的意愿虽宏大，但恐成空头支票。三是中央政府的动向。在以往，地方上的一些大项目，往往会借由中央政府的审批，从金融机构套取资金。但自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简政放权，将审批权下放后，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项目提供隐性担保，资金的筹措将更成问题。当然，虽然今年以来中国政府高层已多次重申不会推出任何全国性的刺激措施来避免经济大幅放缓，但不排斥中央提供“非官方经济刺激”来帮助重点城市提振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有消息称，上周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协议，将向后者提供2500亿元信贷，这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上海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中央政府确保全年7.5%的GDP增长目标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家国有银行与上海这样的城市签订如此巨额的贷款协议，被认为是罕见的。事实上，除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国家开发银行最近也是动作频频，在短短十几天里，就与多个省政府密集签订合作备忘录。
表面看，这或是解决地方政府“稳投资”的一种新思路。但不论如何，在宏观经济调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从土地经济向“后土地经济”时代转变，以往的那套惯性思维已完全不适合新的时期。地方政府若希望破解“稳增长”命题，就需要转换思维模式，以“后土地经济”的视角看待“稳增长”。也只有这样，“稳增长”才不至于沦为空谈。要解决最现实的“稳投资”命题，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创造适合民间投资的市场环境，稳定民间投资。说白了，就是要贯彻实施民间投资“新36条”，约束政府权力，避免行政力量对微观经济的干扰。可以相信，只要民间资本的权益能得到保障，投资项目也足够吸引人，“稳增长”就不会再成难题，这也是中央“稳增长”与“调结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交汇所在。二是要深化改革。上海市市长杨雄日前曾透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到底要政策还是要改革。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抛给上海的，更是抛给全国各地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挑战是要把经济放慢，而且放慢的同时又不出问题，并能够推动结构性改革。无论选择什么时机推进改革，改革总是有成本的，但改革与错失改革的时机相比，拖延改革的成本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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