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改变了企业家什么？

曾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已于2013年8月7日出狱。兰世立3年前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他在服刑期间称“不能把民企当成猪一样养肥了就杀掉”，甚至从狱中传出一封“绝笔信”。

粗略数下最近十多年出狱的企业家或经理人，知名的就有18位。其中最近两三年出来的，除兰世立之外，还有顾雏军、李途纯、张海、黄宏生等人，早些年出来的则有禇时健、孙大午、乔赢、吴胜明等人。

富豪出狱后的行踪分别是怎样的？十年间，他们的罪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牢狱之灾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改变？


18人当中，有5人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之为企业家，而只能说是国企高级经理人，分别是红塔集团前董事长禇时健、万国证券前总裁管金生、南方证券前总裁阚治东、三九集团前董事长赵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总裁陈九霖。

管金生选择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他作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的人物，江湖地位还在，有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养老，一边做起财经顾问。他最近罕见的一次公开活动是在7月18日出席了一场讲述万国证券历史的新书发布会。管金生见到多位万国旧部时笑容可掬。

与管金生不同，阚治东选择重返资本江湖，玩转股权投资，一边是挑选华锐风电这种超级项目，一边与各省市地方政府结盟。他的个人品牌同样还在，加上熟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官员们喜欢，国内外各种机构信任，可谓一拍即合。

陈九霖出狱后做过拟上市公司的财经顾问，也玩过股权投资，后来成为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众多副总经理中的一位。但他现在已经离职，更喜欢讲段子，做“微博红人”、“创业导师”；不久前说有一位“大老板”请他“搞一个30亿美元能源基金”，不过要等牟其中出狱后一起搞。

赵新先选择回归医药业，加盟南京小营药业集团。这家企业的前身是隶属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一家药厂。赵新先军人出身，三九集团前身是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家药厂。

也就是说，5位国企经理人中的4位，出狱后或是不同程度地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余温获取资源。唯有禇时健这位出狱时已经74岁的老人，选择远离喧嚣，种起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剩下的13位民营企业家，出狱后的想法大多是“离政治越远越好”。孙大午走向企业幕后，甚至爱上了考古。一向张扬的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刻意保持低调，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办法做到独善其身，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但他们应当尽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离，或是绕道而行。对于蹲过监狱的商人而言，他们尤其明白这一点。

天发石油创始人龚家龙曾被称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现在他仍对资源行业情有独钟，不过战场不再是国内，而是海外。他联合其他资本买下加拿大一油气公司，并兴致勃勃地描述他未来的资源王国“有石油，有钾矿，也有铀矿，甚至还有玉石”。

和龚家龙一样重操旧业的出狱富豪占到多数。当年赫赫有名的铁本钢铁创始人戴国芳于3年前创办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目标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镍铁生产基地”。

如果说在资源行业东山再起难免再在政商关系上遭遇牵绊，像红高粱快餐创始人乔赢等一样回到充分竞争行业者，如在商业上避开政策雷区，或许真的能够做到“在商言高”。

要论“正能量”，或说出狱后取得成绩大小的话，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原先极权、霸道、自我的企业掌门人，蜕变为懂得授权、善于分享、热衷激励的“隐形船长”。

黄宏生出狱首年，在全球彩电产量萎缩的背景下，创维营收却大涨34%；他更是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拟将一家上市公司拆为三家），给团队内部创业的机会。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测良久的创维机顶盒业务分拆上市方案出炉。


相比前些年出狱者的低调，最近两年出狱的几位都可以称为“咆哮哥”。兰世立在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称地方政治玩弄东星航空于股掌之间。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出狱后更是戴上自制的“草民无罪”的高帽召开新闻发布会，举报包括前证监会副主席在内的4名高官。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浓，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里转了一圈后被判无罪，他不依不饶，举报湖南株洲市前副市长……

他们为什么咆哮？皆因政商关系恶化是其落马的助推器。这与他们是否清白无关，而是说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那么剑拔弩张，至少入狱时间不会那么早，或者在牢里的呆的时候不会那么长。

纵观18位企业家入狱时大体所处的3个不同阶段，是了解时代和牢狱如何改变他们、出狱后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另一个视角。

第一个阶段是十年前，有别于80年代个体户吴胜明因为“投机倒把”就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03年出狱），经过90年代的野蛮生长后，由于摸不准法律法规的边界而入狱成为主要原因。

孙大午和乔赢属于那一拨，二人的罪名皆为“非法集资”。孙大午事件当年引发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狂飙猛进，证券市场也是一路高歌。民间商人与地方政府都看到“大产业梦”并不遥远。一些商人的理念是“产值与利润压倒一切”，有人则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们大都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市场经济里人治成分浓烈，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均衡，“多输”于是成为家常便饭。

戴国芳和唐万新便是这一类型的典型输家，但失败者绝不仅仅只是他们。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表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却可能是受伤最重。在屏蔽外界冲击力的过程中，行政部门的“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长。当饥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与产业资本来到面前，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都视其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与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而一旦交恶，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纯和兰世立则是在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纯除了举报地方官员外，现在还指证花旗银行在办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过程中存在欺诈、造假和行贿。压倒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众所周知——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GECAS）。

如果说“咆哮哥”们生不逢时却又是不妥当的。拿兰世立来说，抛开他的激进，其性格缺陷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兰世立刚刚出事时，我到武汉调研，听一位知情的朋友转述湖北省当年一位主要领导对兰世立的一句规劝：“祸从口出，祸起萧墙……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

更重要的是，民间对官员的抱怨声和质疑声越来越强烈。与十年前相比，民众更懂得表达情绪和诉求的必要性。而在堵与疏的选项前，官员们总是习惯性喜欢前者。他们选择站在民营资本的对立面，最后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经济起伏似乎十年一个轮回，而中国法治市场的建设似乎也是十年一轮回。十年前坊间谈的是孙大午案。十年后谈的是吴英案、曾成杰案。吴英差点被砍头，曾成杰已经被秘密执行死刑。

显然，咆哮是咆哮哥们的权利。但相比吴英和曾成杰，他们又是幸运儿。不过，聪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种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涂者天真地以为声势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业家入狱现象不会消停。虽不至如惊弓之鸟，但防患于未然、萌生退意，成为“弃业家”或转移资产到海外者正络绎不绝。那些继续奋战、曾经激昂，以及有过牢狱经历的企业家们，如果用一句话说其最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更懂得什么叫“讲政治”，也真切体会到了冯仑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那句描述中国商人应有姿态的台词“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之意境。（东方愚/南方人物周刊）